5.义务自愿性的定性符合生活常情。
进入专题： 政党国家 党内治理 党内民主 党员权利 政党政治 领导力 。实践中也的确有许多国家的宪法文本在肯定政党的宪法地位的同时，又规定了取缔违宪政党的程序。
政党作为综合、提炼民意的中介组织，内在地具有集中化的要求，即经过党内活动，能够产生一个清晰、明确的政策主张，能够推举出一个有号召力的候选人，政党本身也能够创造出一个清晰且团结的外在政治形象，也只有这样的政党才是一个有能力承担起政治领导地位的政党。[18]有关人民、公民、选民这几个概念在中国宪法语境下的不同，参见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2版，第132页。此时党内治理过程中的各种政治博弈和对话，相对于正式的国家政治生活，例如行政机关首脑选举或者议会立法活动，反而更具有实质的政治博弈意义。2、党内治理秩序国家化对政党内部活动自由的影响 前文提及的反对党内治理秩序国家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国家对政党内部活动的过度干涉会对政党活动自由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削弱政党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2、为保护政党自治自由排斥国家干涉 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后，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开始进入大众民主政治阶段，伴随着民众政治参与规模的扩大，事先组织、联合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活动的中介组织显得愈加重要。
对行政机关意味着需要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谨慎地行使行政裁量权，适当地引入社会与公众参与。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三种国家机关宪法功能差异造成的。而且借助其它政治组织和人民团体参与政治过程的那部分人民，根据作为中国宪法惯例制度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些政治组织和人民团体本身也需要接受党的政治领导。
在理论构想中，作为人民主权理论的大家，卢梭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他对公意与众意的区分，[4]对英国代议制的轻蔑[5]无不反映出这他对整体人民观的推崇。党的内部治理秩序国家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体系下，通过加强党的内部治理的理性化程度，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时，实现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国家生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在承认了中国的宪法执政党地位后，从理论上说，已经不再存在其它政党利用其对国家机关的控制来干涉党的内部活动的可能了。在2007年以前，党内法规体系的划分基本上都是按照党章的规定展开，而党章本身具有比较强的纵向组织法的色彩，即对整个党的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从党员到中央组织，再从中央组织到地方和基层进行构建后，然后再以纪律检查机关保证这种民主集中制运作的有效性，其体系建构的主要目标在于上下畅通和团结有力，而不在于不同机关之间的权力划分，更不在于事项处理的专业化，其后果自然是领导权力过大、党内活动缺乏制约，易于造成权力滥用甚至腐败的问题。
例如在实行联邦制的美国、德国，政党的内部治理活动也具有强烈的联邦主义和纵向分权色彩。而《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的重点是对党内法规规定单线条的纵向制定程序，虽然对于各种党内法规制定主体的权限以及相应规范性文件的效力等级也有所涉及，但是只有非常简单且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
（二）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协调问题 上文已经揭示出，党的内部治理秩序在现实中并不排斥国家化，相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化。按照这种思想，政党只是产生于市民社会的一个私法组织，是公民结社自由的产物，从保护市民社会自治、公民结社自由的原则出发，国家不应干涉政党的创建和内部组织活动。党章对党章本身也没有规定相对于普通党内法规不同的修改程序。但是这些宪法原则的基本要求还是需要得到保证，例如在党内决策过程必须赋予普通党员一定的施加影响力的渠道，地方党组织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党中央机关的决策活动，不能完全架空宪法权力组织原则的要求。
此时，党内治理实际上是在为国家治理活动做准备。因此，相对于党内法规是否应当成为国家法律组成部分的问题，党内治理秩序是否应当成为国家治理秩序组成部分，即是否应当国家化的问题，这不仅是解决前一问题时必须回答的前提问题，更是一个对依法治国、依宪执政而言更深层次的问题。否则，如果这些宪法原则仅仅适用于国家正式的治理活动，却对执政党党内违宪的制度和活动视而不见，在这些党内治理活动会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强烈的外部效应的同时，宪法的原则却无法对这些党内治理活动发挥指导效应，这些宪法原则将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例如2014年11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公报提议在12月4日建立国家宪法日，但是在最高立法机关针对此项倡议尚没有正式立法举措的情况下，当年12月4日，各级各类党政机关就在全国展开了许多正式的纪念宪法日的活动。
虽然现行八二宪法仅在序言中规定了中国的领导地位，在实践中也造成了中国的领导地位是否具有宪法约束力的争议。[26] 但是在党章中没有对党内法规的制定程序和内容的明确规定。
[22]在近年来采取的各种扩大党内民主的措施中，各级党委实际上是在向人大、向行政机关学习，实际上是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在带动党章规定的党内民主。当实行多党政治时，执政党与反对党的政治竞争更可以分散公民对国家政治活动的不满，在这两种背景环境中，政治过程中的某些小冲突不会立即带来置疑整个宪法框架合法性的影响，政党与国家机关从而可以互为政治缓冲器，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政治稳定。
与这些目的无关的处分，例如要求购买本地生产商提供的产品以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则是违宪或者违法的。3、政党内部治理秩序国家化对宪法实施的影响 宪法承认中共的执政党地位，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经典宪政思想中政治过程至少具有形式上的开放性，政党的内部决策空间也较大。产生于政党内部治理秩序中的各种争议，属于私法争议，国家对这些争议的处理和干涉，只能采取私法的法律手段。这里的群众，显然是指党外群众。这进一步反映出，如果以国家立法制度作为判断标准的话，党内立法制度相对国家立法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规范制度建设，以充分实现有法可依。[27] 该条例于2012年7月1开始实施，此前，在1990年，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
这种整体人民观也在第二次世界战以前施行的欧美国家宪法文本中得到了体现，[6]例如法国第一共和国宪法序言《人类与公民政治权利宣言》第26条规定，任何一部分人民不得行使全体人民的权力，[7]其正文第29条规定，每位代表都属于整个法国。1、党内治理秩序还需要加强规范性建设 为共同体生活制定一定的规范是保证共同体生活有序进行的前提。
此时，作为宪法上的执政党，党的内部治理活动无疑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具有强烈的外部效应，在这一背景下，党内决策是否符合其党内决策程序的要求，是否从法律上可以被认为是党，而不是党内部分领导人违反党内实体和程序法规做出的无效决定，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也会实质性地影响到宪法的实施。表格 1八二宪法与中共党章章节比较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到，党章与宪法的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宪法与各部门法的关系间则不存在这种现象。例如当在任的国家公职人员被剥夺党籍后，并不当然地带来其将失去该公职的后果。
[24]《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第14 条：建立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与国家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至于在实践中，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政党的工作人员和组成部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履行着重要的公职职责，并由国家财政支撑其运作，与正式的公务员和国家机关并无差别。[20]这种直接在国家正式生活领域的产生影响的党内决策，甚至会及于公民的一些重要的宪法权利，其中最引人关注的现象就是对党员采取的各种双规措施。作为政治过程中最重要的当事人，政党的党内决策对整个国家的大针方针的走向有着非常强的外部影响作用。
[24] 2012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19条也规定，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党内法规草案，应当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以法治护民主，其中涉及两个重要问题：法从何来，法由谁行。
反过来，如果党重视这种党外意见渠道的话，在严守党政分离、接受法治监督基础上的党内治理秩序国家化，也将起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发展的作用。2、党内治理秩序需要进一步提高权力监督和专业化建设 中国宪法虽然没有引入经典宪政思想下的分权制衡理论，但是在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还是设立了各种权力之间的纵向和横向分工监督机制。
基于相同的理由，将各种宪法权力组织原则适用于党的内部治理秩序时，同样需要考虑到党作为政党的独特之处。而且对于国家各级各类公务员，其中包括领导人员的推荐和安排，党的各级组织部门在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通过党管干部的原则表现出来。
在国家主权面前活动的是一个个原子化、相互平等的公民，这些完全同质的公民通过政治过程中的讨论、协商，最终聚合成一个神圣的整体人民，行使人民主权。相应地，在政党内部产生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也只能及于政党内部组织和活动，不能对市民社会中的其它组织、甚至国家生活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28]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室，中共中央纪委法规室，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1978-1996）》，法律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像前文提及的党的机关与国家机关联合发布文件的做法，就存在比较大的模糊两者界线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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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作为综合、提炼民意的中介组织，内在地具有集中化的要求，即经过党内活动，能够产生一个清晰、明确的政策主张，能够推举出一个有号召力的候选人，政党本身也能够创造出一个清晰且团结的外在政治形象，也只有这样的政党才是一个有能力承担起政治领导地位的政党。[18]有关人民、公民、选民这几个概念在中国宪法语境下的不同，参见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2版，第132页。
此时党内治理过程中的各种政治博弈和对话，相对于正式的国家政治生活，例如行政机关首脑选举或者议会立法活动，反而更具有实质的政治博弈意义。2、党内治理秩序国家化对政党内部活动自由的影响 前文提及的反对党内治理秩序国家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国家对政党内部活动的过度干涉会对政党活动自由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削弱政党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
